我在底層生活的日子

每天晚上我總是默默無語重複著每天下班後的例行公事：吃晚餐，收拾晚餐，幫動物們弄晚餐，獎勵小狗上廁所的餵食（N次!），稍微整理永遠有水滴，毛髮的地板，打膽經，洗澡，然後上床睡覺。整套流程被某種程度的緊張感所驅使，因為下班回家常常已是9點，而第二天還要趕捷運上班，所以稍有延宕就表示第二天會精神不好。

某天當我關燈躺在床上面對一片黑暗時，我嘆口氣，想起看了1/3的我在底層的生活：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這本書，心裡想著縱然我的時薪是所謂的底層工作者的10倍或20倍，但面對的其實是相同的漫長無邊際，同樣無機冰冷的工作與職場，其實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，同樣需要一份不間斷的工作養活自己的我們，不管是被標為中產階級，或是底層工作者，其實某部份的心理糾結是相同的。

然後，當我看完整本書時，我深深的為我上述的想法感到羞愧不已。

當身為中產階級（擁有PHD的專欄作家）的作者芭芭拉，決定親身體驗所謂的“底層生活“時，這中間為何產生出被報導或付印成書的價值，就是因為，縱使我們這些白領上班族面對工作時一樣有絕望與崩潰的時刻，但我們永遠也無法體會什麼叫作為了生活掙扎的極限時刻。

付不出公寓押金所以只好住一週400美金的汽車旅館，而工作時薪只有6至8美金（8美金算高薪!），所以就算拼命工作也只能剛剛好換取一個恐怕連門都鎖不緊的住處；健康保險當然是不可能的（因為自付比非常高），所以就算你長期從事勞力工作而全身病痛，但你絕對不能去看醫生，因為這代表著雙重損失（沒有工資以及高昂的醫藥費用），你只能…用工作撐下去！這就是芭芭拉在作家事打掃工作時的主管用來勉勵（恐赫）員工的一句話。

一開始這地下旅程時，我其實不喜歡作者芭芭拉，原因很難說的明白，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，我的自以為是同理心，我沒把自己放在和專欄作家兼生物學博士的作者同一邊，我認為從小的成長背景與家庭環境，讓我足以了解貧窮，可以站在另一邊，對於芭芭拉高知識份子的戲謔式幽默與不適應指指點點，不以為然。

但是，我哪裡懂的貧窮呢？芭芭拉總共在三個州從事了三份低薪工作，分別是佛羅里達州當餐廳服務人員，保守的中部緬因州作家事打掃工作，最後在明尼蘇達州的Walmart作賣場小姐。每到一個新地點，她身上大概會有約1000美金的“起始金“，一點點的基本衣物，以及一輛車（其實光是有車這件事就不符合她想模仿的人的生活，但她坦白的說她就這點無法放棄），接著她就要開始在當地找住處，找工作，然後實驗自己是否有能力靠著自己的勞力養活自己。

雖然她的起始金已經讓她站在相對較高的位置（她曾經不解的詢問同事為何去住週薪400美以上的汽車旅館，而不是月租600~1000美金的公寓或拖車公園，她同事反而大惑不解的回問她：我哪有錢付押金跟第一個月的月租呢？），但她後來還是無力建立一個健康的收支平衡帳本，就算她曾一次兼兩份差，都只能讓她勉強過著剛剛好活命，而且承受不起任何風險的低生活水準。

最後的總結裡，她分析之所以貧窮無法被輕易扭轉的原因在於工資太低，而租金太高。根據社會經濟研究，房屋租金如果超過收入的40%就屬於危險範圍，但她的同事們許多租金都佔去了50%甚至80%，因為社會進步發展，富人居住區域擴大，同時也抬高房價，窮人只能遠離市區，但他們的工作，大多是依附富人的生活而生，所以他們永遠面臨住的便宜但離工作地點遙遠，只能耗時耗錢的通車，或是，住在一輛長期停在停車場的汽車裡，這樣工作方便，還能多打一份工！

但是為何工資無法被提高？如果社會繁榮進步，照理說工作機會增多，依照供需法則，工資可以一路往上，或至少不是時薪6美金這種標準。芭芭拉的看法在於勞資雙方的不平衡，特別是這些處於社會劣勢的低收入勞工，因為資訊的缺乏與不對等，再加上社會階級的成見與觀感（許多低收入勞工被認為是偷懶不願工作甚至有藥物問題的人），他們選擇工作的行為，並不像我們這些高高在上的白領階級以為的“理性經濟人“（經濟學概念，完全理性的人，會以自己的最大利益為目標，行使各種理性判斷與行為），在求職時的人格心理測驗，在陌生人面前脫褲的尿液檢測，管理階級或高壓或懷柔要求“完全交出自己“的對待（上班時間不淮講話，不淮休息，上廁所前要打卡，不可以談論薪資，加入工會會遭到不明原因的解職），這些種種，都讓這些低薪勞工，愈趨自尊低落，只能用盡全力想辦法保全眼前的工作，而不是尋找更好的機會。

而一開始，這些人為何會成為社會底層的工作者？就因為他們懶散，或是不夠努力？芭芭拉的觀察不是如此，她的同事有些是無身份的外來移民，有些是離婚後脫離社會保險的貧窮媽媽，有些則是在拖車公園住了三代的子女（高中沒畢業就得開始工作），他們一身病痛，長期營養不良，但仍然每天奔波2份或3份工作，甚至也努力在不被看重的工作中尋找成就感（在佛羅里達的女侍們常常趁管理階層不注意時多給客戶一些麵包，因為她們覺得照顧客人是她們的責任），但他/她們仍然貧窮，仍然只能仰望有錢人的生活，為他們服務。

這時我想起之前看過的塑膠鴉片：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，如果說我在底層的日子提醒了什麼叫貧窮（而且還是短期觀察的貧窮），那塑膠鴉片讓我知道看似平穩的中產階級生活，其實充滿了各式風險，足以讓人生一夕變色，瞬間掉落貧窮的那一端。塑膠鴉片中有一份為何成為卡奴的調查，我到現在還記得我是如何吃驚的看到女性前三名是為親人/配偶揹債，買房子，生病，而男性則是作生意失敗，買房子，生病。其實生活是多麼脆弱，意想不到的打擊隨時而來，而且更諷刺的是，有時只是逐夢失敗。

芭芭拉在Walmart當賣場小姐時，曾經幸災樂禍的想像和她不合的同事，從梯子上跌落的樣子；或是在緬因州到老人院上週末班時，半夜睡到一半驚醒，然後忿恨的想早上之所以工作不順利，肯定是某位看她不順眼的同事在“弄“她。事後這些自然產生的真實感受讓她經歷了更大的心理衝擊，原本的芭芭拉不會這樣想的，所以是疲勞，高壓，無望的低薪工作，使她轉變成如此惡毒，又或是其實我們本來就是刻薄，無良，自私自利，低薪工作只是給我們機會認清自己？

我現在不敢，也沒有資格說任何冠冕堂皇的結論，就連在光鮮亮麗的辦公大樓裡，我也曾經真心的希望某些同事經歷一些不愉快的時刻。只有身在他處，才能真正知道自己，但也是因為如此，人生才會需要信念，需要原則，才能在一片混亂無光的世界裡，劃出道路，然後走下去。這是我努力了幾十年，好不容易想出來，面對人生考驗與風險的唯一方式。